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对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加上外围因素不断发酵，投资者的通胀预期也逐步走强。在5月11日中国央行发表的一份报告对此主题做了分析后，12日国常会再次提及大宗商品价格问题。当晚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大超预期，更是刺激了全球资本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
美国的通胀数据虽然存在调查对象不足等缺陷，但是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数字本身已经刺激了市场既有的观点：反复强调本轮通胀高企只是一次性的美联储可能出现误判，而的确美联储自身在预测经济形势上成绩不佳，甚至美联储所仰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在预测拐点上乏善可陈。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表示已经或正在采取抗通胀措施的投资者明显在增加。而愿意更进一步思考的投资者则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货币政策实际上在应付本轮经济复苏阶段的结构性问题上苍白无力。
比如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反复强调美国现在依然有980万的失业者，但同时投资者也注意到企业目前的招工人数也超过800万人，这可是过去最高水平。而且4月份的劳动者最低工资环比实际上扬了0.7%，说明雇主实际上招工意愿足够强烈。巴菲特最近也承认自己旗下各个商业部门都收到加价通知，他接受了，所以也会对自己的商品加价。也就是说美国在宏观微观层面都感受到了通胀的到来，但是鲍威尔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如何解决上述劳动市场的错配问题呢？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超级宽松政策在应对结构性问题上的苍白无力已经给全球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宽松货币政策本身不见得能成功刺激通胀预期，而即便宽松环境里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通胀预期，也无法代替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主要来自财政和经济治理政策层面，这明显是拜登的经济工作小组和耶伦主导的财政部门的职责。而目前的财政刺激措施里也没有找到针对各种供需不均衡现象的解决方案，大量的资源被简单粗暴地用于直接向居民部门提供现金救济，而这个政策最近开始被批评说阻碍了失业者积极返回劳动市场。整体来看，美国财政金融两面的政策出动目前仍然停留在危急时刻的流动性供给上，缺乏结构性改革思路。
鉴于美元的基轴货币地位，如果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后续这种不均衡状态的外溢对其他经济体而言更多的可能是副作用的叠加传导。此轮大宗商品指数从去年4月起步以来，呈现大幅上涨势头。较早之前，中国国务院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对上述现象已有充分的警惕，对原材料市场调节和企业原材料减负方面统一了认知。虽然大宗商品价格里部分市场因素，是由历史形成的全球分配机制强化的甚至扭曲的，短期内难以通过干预手段完全解决，但应对供应链上的错配，以及畅通流通渠道等环节也正是中国所擅长的。
只要对局势的认知足够清晰，措施足够精准有力，有效管理通胀预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不能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希望单纯押宝在货币政策的松紧上。目前，部分投资者甚至开始探讨输入性通胀因素是否会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抬头。长期而言，强势货币对人口结构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居民消费能力是起到正面效应的。如果外围因素继续发酵，导致国内实体和资本市场两面都被动受到的波及可能会对内地管理通胀预期带来一定挑战。诚然市场形势有错综复杂的一面，市场行为也往往存在不理性行为，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储备，做好疏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