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展现了一组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经济学样本。作者理查德·戴维斯从最具挑战性的9个城市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灾害还是贫穷，无论是犯罪还是腐败，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后现代，社会极端的不同程度和维度会孕育不同形式的经济模式。但无一例外，人和社会的自适应能力都是惊人的。
　　以需求驱动经济
　　极端是相对的，墨菲定律告诉我们社会和经济总会有更坏的可能，但人的智慧以及生存需求会激发经济的内在潜力，使之以某种非正规或前卫的方式运转。
　　2020年全球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疫情，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但亚齐，这座永远在重建的城市却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根本，尚存的技术和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可以让这座城市始终秉承着“重建地更好”的信念，快速的从废墟中恢复。通过亚齐能够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清醒冷静的认识，能减轻疫情带来的恐慌，并着眼于重构更美好的世界经济。因为，不管疫情多么糟糕，各种“灰犀牛”的威力有多大，人们总是有能力创造市场。
　　极端情况下人们自发创造的市场通常以非常规形式出现，并以需求驱动经济。根据马斯洛需求原理，人们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并逐渐过渡到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作者对比了扎塔里和阿兹拉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从难民营衍生出来的非常规经济模式，阿兹拉克通过集中控制来确保重要资源公平分配的计划经济只能够满足难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难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满足。
　　扎塔里恰恰是后者，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会催生热闹的非正规出口贸易，任何供给不足的东西都会很快实现进口。在这个小范围的自由经济市场中，人们的喜好、追求乃至思乡之情都被敏锐地捕捉并发展成可交换和贸易的商品。一双“看不见的手”将需求和供给整合起来，形成了繁荣的经济体，五颜六色的墙壁是扎塔里市场生命力蓬勃的象征。
　　作者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或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自由经济则因多样化的需求萌生了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并创造出相应的就业岗位，使人们在满足温饱的同时，提升了满意度。
　　人不仅会自发创造市场，也有能力通过复杂的方式来转移价值，建立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支付系统。亚齐的黄金、扎塔里的奶粉均展示了非正规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价值，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诞生。尽管更多时候比特币是作为一种投机品出现，但对便利高效和安全性的需求使人们创造出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等数字货币，可见人们进行非正规交易和交换的冲动是不可抑制的。
　　合作是经济复苏前提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比较优势成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理论依据。不难发现，世界上那些资源丰富或者具有技术优势的城市或地区总能抢占发展先机。比如土地富饶的达里恩、矿产资源丰富的金沙萨和工业的起源城市格拉斯哥。但作者笔下的这三个经济体却都走向没落并渴望复苏。原因在于：
　　首先，自由经济如果发生在一个没有文化认同的城市，规章和监管就是必要的，否则会出现公共资源和环境被滥用的不良后果。正如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提及的那样，即使是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也需要一个方向舵、一种社区精神、一种推动凝聚力的共同目标。如果缺乏这一点，就需要一些非正规的监管手段。
　　其次，外部性可能带来损害，也可以创造价值，但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削弱正向作用或形成不良循环。金沙萨的蒙博托主义虽然早期是有益的，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使得押注铜价和管控农产品价格成为压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意味着人们依赖盗版交易，但政府不具备对这些交易征税的能力意味着缺乏资金来资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繁荣时期的格拉斯哥告诉我们，马歇尔在《城市经济学》中所描述的三种集聚力量：劳动力队伍、技术溢出和供应链可以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比如创造千万个就业机会。
　　再则，社会资本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推动贸易复苏。埃米尔·迪尔凯提出的“相互精神支持”正是这种社会资本的写照，即基于文化、传统和奉献的非正规扶助有助于缓和经济体的失败、促进独特的金融创新并推动贸易繁荣。
　　放眼世界，当今全球化正面临严重挑战，如果将各个国家比作家庭，那么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正是基于信任和互惠而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它致力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和平发展。从意大利南北经济模式的差异中，我们知道依靠被称为“非道德家庭主义”的破坏性文化规范只会带来短视的、自私的和腐败的经济体，将“单边保护主义”类比为“非道德家庭主义”，坚持前者的世界终将陷入萧条，可持续的经济繁荣需要各个国家的相互精神、互惠互利。